红军长征的原因除了我党当时犯了“左倾”主义错误、过分迷信国外经验，在博古、李德为代表的错误指挥下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不得不采取军事转移外，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战争后对红军采取“政治剿匪”、驱虎吞狼等一系列计策取得了出类拔萃的效果。

杨永泰，这个被现代历史爱好者称为“毒诸葛”的蒋介石的幕僚，是上述策略的谋划者，如果不是杨永泰意外去世，可能红军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

结识蒋介石

杨永泰早年出道于广州，在早年分别投靠过孙中山、唐继尧、段祺瑞等人，在混乱中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。

虽然在政治上上了一层，但是当时的中国城头变换大王旗，一天一个样，杨永泰到处寻找靠山，不但没有达成心愿，还得罪了各方势力。

早在广州时期，杨永泰就力图保持与各方面关系融洽，并不在意所谓的政治主张是否正确。这种行事风格为他跟各方势力搭上线提供了便捷，也为他日后投靠蒋介石有了台阶。

熊式辉，比杨永泰小十三岁，在护国战争中结识了杨永泰。他十分赞赏杨永泰的才华，两人经常一起畅谈诗句，外出游玩。

在北伐战争中，熊式辉投靠了蒋介石，并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。

正是通过熊式辉的直接引荐，杨永泰与蒋介石开始了接触。

献计“剿匪”

中原大战，蒋介石击败了地方实力派的联军，取得了绝对的胜利。蒋此时踌躇满志，组织“剿匪大军”，力图全面扼杀红军，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统治。

然而“剿共”遭受重大损失，红军取得绝对胜利，一时间全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，而蒋介颜面尽失。

恼羞成怒的蒋介石除了集结更强大的“剿匪大军”外，他也放下架子，问计于幕僚，杨永泰意识到是自己更进一步的绝佳机会，因此认真分析前三次“剿共”失败的原因。

他认为，“剿匪”的失利在于蒋军把红军当北洋军阀一样对待，用打军阀的方式打红军，而红军是一支组织严密、有信仰、是一支真正意义上以政治主张为先的军事团体，因为尤其明确的政治主张，所以，红军官兵更显得富有牺牲精神和团结凝聚力。

面对以政治为先，建立的红军，必须采取与之前跟军阀斗争不同的策略才能取胜，杨永泰思考酝酿良久，建议主打“政治剿匪”——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。

杨永泰向蒋呈递了一份“万言书”，陈述了自己关于“剿共”的方案：“我追随蒋委员长，仔细研究了江西等红军活动区域的政治经济形势，认为重点不在共产党本身的力量强弱。而是在于共产党将老百姓紧紧团结起来，这一点才是我们失败的原因。”

杨永泰的“七分政治”，具体来说就是保甲制度，将村民按十户编为一甲，加强管理，实行连坐，并加大宣传，所谓红军“共产共妻”这种宣传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广泛流传。

除了加强基层管理和加大宣传外，杨永泰也着重强调了基层治理的重要性，要加大反腐力度，约束基层官吏，抑制土地兼并，救济贫穷孤寡老弱，对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。

重点实施以上方针，促使老百姓与红军离心离德，则红军便成了无根之木。

杨永泰的政治方案非常狠辣，奈何国民党的烂是深入骨髓的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，除了更严厉地限制老百姓的活动、更残酷地剥削之外，其余如反腐、打压豪强、帮助孤寡等一系列民生举措基本留于纸面之上了。

而所谓三分军事，就是在政治攻势的基础之上，派重兵对红军实行严厉的“围剿”，重点在围而不在剿，广修碉堡，学习曾国藩的“结硬寨，打呆仗”，逐步蚕食红军的活动范围，割绝红军能得到的资源补给，最终斩草除根、不留后患。

而在持续严酷封锁外，也加大怀柔政策宣传，引导红军放下武器，对投诚者，优待及重奖相关人员，并大肆宣传，软硬兼施，起到分化瓦解红军的目的。

在具体实操中，杨永泰主张挖地三尺，将与红军有关系的所有群众，或迁出当地或置于甲长的监视下或行株连，只要能把根除红军的影响，便可无可不做，在杨永泰的建议下，蒋介石在所谓剿匪会议上发狠道：“石要过刀，人要换种”，给革命老区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蒋介石对杨永泰的方案大为赞赏。

1932年4月，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“剿共”军事，提升杨为“剿共”司令部秘书长。以此为标志，杨永泰正式进入蒋介石的核心幕僚圈中，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大人物。

蒋介石按照杨永泰的计划对红军开展围剿。